嘉宾简介

张孝德，1956年生，山西长治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专家委员会高级顾问，担任多家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跟踪研究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20多年。出版有《文明的轮回——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国文明复兴》、《生态文明立国论——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主体意识》等多部专著，主持完成有关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的20多项重大课题。

2014年6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同月，张孝德教授的著作《生态文明立国论——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正式出版。作为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之一，这本书源于张孝德教授二十多年来关于生态文明的思考，自此他被称为“生态文明的布道者”。

在张教授看来，生态文明绝不是工业文明延续的一个新阶段，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个新时代，一种全新文明模式。张教授说：“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乡村。不懂乡村，就不懂中国！”

▲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清水塘村

中国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乡侬：您之前说过，“西方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如何解读这句话？

张孝德：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不仅给当代人类带来了能源与环境危机，其深沉的病根，还在于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吞噬了大量的资源，是造成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还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可以说，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一种短命的文明，没有根的文明。

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是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内在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

乡侬：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与中国乡村文明有哪些契合性？

张孝德：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战略布局，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必然重大抉择。如果中国走西方式工业文明之路，是一条成本巨大、充满风险的路。而我们走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之路，恰恰是一条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明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而是一块被历史尘封的玉，是一个正在完成涅槃的凤凰。乡村文明与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天然契合性，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是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中国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神农架林区新华镇石屋头村

五大功能：重新解读乡村的时代价值

乡侬：我们该如何解读乡村在当前社会的时代价值？

张孝德：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很多人会说我们现在的乡村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工业化发展有效率经济的载体在城市。在经济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看乡村最值钱的就剩下农民宅基地所占的土地了，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拆村让农民上楼的城镇化。

但从历史与文化视角去看中国乡村，恰恰相反，中国乡村有着城市不能替代的价值。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自信之根、复兴之本。

乡村的命运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不能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乡侬：具体来说，乡村可以给当前社会带来什么？

张孝德：乡村和乡村文明，对当前社会发展形态的疗治将会带来五大功能：

1、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

2、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需要的新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病态生活，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倡导的新生活方式。

3、生态农业革命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中国传统农业是符合天道与命理的科学农业，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是造成当代人类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当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发源地也许就在中国。

4、“传统耕读文化+生态文明”模式为乡村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生态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手工业、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乡村新能源产业、乡村养老服务业这六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

5、乡村就地文明化可创造城乡两元共生城镇化新模式。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生态文明需要乡村与城市两元共生的新模式。所以我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目标，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两元制衡、均衡、互动的程度越高越好。